没有人可以因为心理学发现的事实太少而对心理学横加指责。凡是知道通过实验方法可使一切事实显得清晰的心理学家确能学到许多东西。这些知识凭其自身的权利在今天被视作是一种目的。“发现事实，事实，还是事实；当你对事实深信不疑时，便设法去建立理论。但是，你的事实还是更为重要的。”上述这一口号表明了一种哲学信念，在今天它已被广泛接受。确实，它似乎很有道理。一方面是客观的事实，这些客观的事实并不受制于对它们进行调查的科学家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家所作的假设，也即理论，这纯粹是他心灵的产物。我们应当自然地将主要的价值归之于前者而非后者。在心理学中，这样一种观点可以说具有正当的理由。因为这门科学在新时期开始之前，是由一些简单的和综合的理论以及少数经过科学确定的事实构成的。随着实验的到来，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这些事实给旧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有当心理学决定成为一门探索事实的科学时，方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从知之甚少而幻想很多的状态逐渐进步到知之甚多而幻想极少的状态——至少是有意识的，并且带有某种目的，尽管仍未意识到它包含着比许多心理学家意识到的更多的幻想。为了评价这种进步，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所谓“知之甚多”（know much）的含义是什么，拉丁谚语“大非大”（multum non multa）在“甚多”（much）一词的两个含义之间作出区分。迎合一种含义而抛弃另一种含义纯粹是数量方面的。根据后面的说法，一个了解20个项目的人比一个了解2个项目的人多知十倍。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面那个人如果了解2个项目的本质关系，这样一来，就不只是了解2个项目，而是每一个项目具有两个部分，他了解的东西就比前者多得多，如果前者仅以纯粹的聚合形式了解20个项目的话。尽管从拉丁词multa的观点来说，这个人居于优势，但从multum的观点看，他居于劣势。
不过，在这里，我将拒绝两种业已提出的解决办法。第一种解决办法是所谓“原始的唯物主义”（crude materialism），它在上一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并大受欢迎，190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对此有所表述，但是现在实际上已被人们忘却。我指的是海克尔（Haeckel）的著作《宇宙之谜》（Riddle of the Universe）。我不能确信，美国甚至时至今日尚未感到这股浪潮的退落，这股浪潮的波峰是在通过旧大陆以后很久方才抵达新大陆岸边的。该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出奇地简单。它说，整个问题是一种错觉（illusion）。根本不存在物质、生命和心理这三种实体（substance）或方式；只有一种东西，那便是物质（matter），它由盲目回旋的原子（atoms）所组成，这些原子因为数量庞大，并可长时间供它们调遣，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结合，其中就有我们所谓的动物和人类。思维和感觉不过是原子的运动而已。对大脑的物质进行干预，便可看到意识所保留的东西。尽管我已经粗略地表述了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我是恰当地表达这种观点的，尤其是当我补充说，这种观点不仅是一种科学信念，而且也是一种教义和愿望时。当人们看到一座由强固的壕沟护卫起来的教堂坚持其教义时，科学作为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位年轻巨人开始摧毁这些教义——这一代人通过成功地将科学应用于技术问题而变得自负起来，并且已经丧失了畏惧感，这种畏惧感是伴随着一切真正的知识而来的。就像胜利的野蛮人那样，不管他们是摧残文化者（vandals）还是加尔文派的教徒（Calvimists），将他们的被征服者的最感亲切的创造物摧毁得一千二净，于是，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发展起一种对部分的人类哲学的憎恨感，那些部分的人类哲学指向他们狭隘的概念范围以外的地方。被人称为哲学家是一种侮辱，而成为一名信仰者则属于印度贱民（untouchables）中的人了。
确实，现代科学发端于量的测量。今天的物理学家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使他的测量越来越精细；但是，他不会测量任何东西，也不会测量每样东西，而是仅仅测量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对其理论有所贡献的结果。这里，要对物理学的量化测量的全部作用进行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收集数量决非物理学家要做的事，这样说是公平的。物理学家经常感到兴趣的是，在一个特定的量中可测量特征的分布，以及这些分布所经历的变化。物理学家凭借数学公式来描述两种事实，这些数学公式可能包含一些具体的数字，但是其中的一些抽象数字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数学公式主要在这些抽象数字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关系（relationship）。于是，测量便具有这样的作用，也即检验它意欲描述的一个过程的方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已经确立的关系的有效性。然而，这样一种关系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量化关系，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数字都是这种量化关系；它的数量不再与质量相对立。但是，当一个人仅仅考虑个别的事实及其测量过的数量，同时忽视它们的分布方式时，误解便产生了。然而，后者与前者的真实性一样多，它表明了我们讨论的条件或过程的特性或性质。一个简单的例子应当可以澄清这一点：在肥皂泡沫中，肥皂粒子之间的内聚力尽可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它们是通过肥皂膜包围起来的空气而保持平衡的，如果肥皂泡沫收缩的话，肥皂膜的压力便会增加。因此，肥皂必须在一定空气容量的表面保持分布，这种分布将是这样的，即尽可能少地占据空间。由于一切固体中，球体对已知表面来说具有最大的体积，或者对已知体积来说具有最小的表面，因此肥皂将使自身分布在球体表面上。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既有质量又有数量；对于后者，因为它说到每个粒子在这里而不在其他某个地方；而对于前者，因为它安排了一种明确的形态，并具有对分布而言的一切特征。一俟我们的注意被吸引到这一点上，我们将发现在大量的情形中难以确定一种陈述是量的还是质的。一个物体以恒定的速度（velocity）运动；它确实是数量方面的，但同样也确实是质量方面的，不论我们认为该物体具有哪种速度，情形都是一样，即它既是数量的又是质量的。由此可见，当速度随时间的正弦或余弦（sine or cosine of time）而变化时，物体便实施一种周期性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性质上与直线运动（translatorymovement）十分不同。
现在，让我们转向最后一个类别：意义（significance）。这个概念比先前两个概念更难解释，而且，这里还存在着格式塔理论（它在操英语的公众面前很少露面）的一个更深层渊源。对此情况，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存在着诸如理智气候（intellectual cli-mate）那样的东西，而这种理智气候就像气象学所指的气候一样，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同。如同植物生长依靠物理气候一样，一种观念的成长也要依靠理智气候。毫无疑问，德国的理智气候和美国的理智气候是十分不同的。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不只是哲学学派的问题；它渗透到德国人的心中，并在“Geisteswissenschaften”（道德科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教导中十分公开地出现。显现于历史、艺术或文学中的一种人格意义（meaning of personality），在德国人看来，要比构成他生活和作品的纯历史事实更加重要；历史学家对一位伟人与宇宙计划的关系比对该伟人与本星球上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更加感到兴趣。与之相反，在美国，这种气候主要是务实的；此时此地，凡直接呈现的东西都具有其需要，这种气候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所以那些主要属于德国精神的问题被归诸于无用的和并不实在的范围。在科学中，这种态度有助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种实证主义过高评价单纯的事实，而对十分抽象的思辨却评价过低。它高度关注精确的和有根有据的科学，而对形而上学（试图从单纯的事实中摆脱出来，进入更为高尚的观念和理想的领域）抱厌恶态度，有时甚至抱蔑视态度。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暂时回到我们的理论起源，以及它的第一位奠基人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主要思想上来。我上面所述的德国理智气候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德国实验心理学。恰恰相反，实验心理学与思辨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长期不和，后者贬低实验心理学的成就，声称心理就其最为真实的方面而言不可能用科学方式来进行调查，也就是说，不可能用来自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调查。这个论点接着认为，构成科学心理学主体的感觉定律和联想定律（laws of sensation and association）又如何能解释或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解释或欣赏真理的发现，解释或欣赏像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那样伟大的文化运动的发展呢？科学心理学的反对者所指出的这些事实和实验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事实确实相距甚远，从而令人看来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世界，实验心理学并未试着将宏观的事实纳入到它们的体系中去，它们的体系是建立在微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实验心理学不想去公正地处理宏观的事实。 回顾一下上述的情境，我们被迫采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类似于我们在唯物主义一生机论争议中采取的那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哲学家的批判是有充分根据的。心理学不仅在细微的研究上精疲力尽，不仅在其实际着手研究的那些问题上停滞不前，而且它还坚持声称它掌握了解决哲学家们强调的那些问题的唯一钥匙。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是对的，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感觉定律、联想定律或情感定律——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可以解释像凯撒大帝（Caesar）作出的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历吓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比孔河（Rubicon）的那种决定；”因此，一般说来，不可能在不破坏文化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将文化数据纳入到目前的心理学体系中去。他们会说，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意义和价值。一种心理学如果不给意义和价值的概念以地位，便不是一门完整的心理学。它充其量只提供一种下层结构，去研究人类的动物一面，以这种下层结构为基础，方能建立起主要建筑，它包含人类的文化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实验心理学的态度。它的地位可以这样表述：长期以来，心理学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对待，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声称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其结果表明，它从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思辨的”哲学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把聪明的表现，甚至深蕴的事情，说成是人们的高级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声称都带着它们的作者的人格印记；它们无法被证明，也无法产生一种科学体系。科学要求根据因果关系来作出解释，但是，他们反对的这种心理学是根据动机和价值来提供解释的。实验心理学家断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关心真正的因果理论。如果此刻它未能包括文化的一些方面，那末它这样干完全是由于它太年轻的缘故。大楼必须从地上盖起，而不是从屋顶上升起。他们的口号是“心理学从基础开始”（Psychologie von unten）。对此态度，有许多话可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道德科学，不只是独立的人类活动的聚合，有些人玩一种游戏，另一些人玩另一种游戏，而且它们都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一些分支，那末我们必须要求基本的解释原则在一切方面都相同。 由此，心理学的两难处境在于：一方面，它拥有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但是，这些解释原则并不能解决心理学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从而使心理学逗留在它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它也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却没有科学的解释原则；理解（understand）替代了解释（expl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