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指期货的推出紧迫性愈显突出

股指期货 时间：2008-7-3 18:15:30

资本市场制度的设计者。一方面良好、健全的制度和规则是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制度和规则不断完善。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是否能够设计出既严谨又符合实际的、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并能够高效地、动态地加以完善，是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政府应当着力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监管层在制度设计上不遗余力。如启动和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完善客户资金存管等基础性制度，平稳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严厉规范违法违规行为，支持优质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等制度建设，使得我国股市制度日益完善。

　　当然，目前还有不少制度设计方面的改革亟待推进。如应当尽快修订上市公司增发规则，完善再融资约束机制，以遏制一些上市公司的恶意圈钱行为；完善股票发行制度，解除给予机构投资者配售新股的特权，以维护投资者在认购新股方面的公平性，等等。

　　资本市场市场机制的建设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资本市场上还存在诸多非市场化的成分，政府应当通过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丰富市场层次和市场品种。

　　目前，为了发挥市场良好的筹资功能，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改变目前市场层次单一的状况，除了大力发展主板市场，监管层还在积极推动创业板市场、场外市场以及债券市场，以满足筹资者的不同筹资需求。而且为了完善市场的避险功能，积极着手发展期货市场等衍生工具市场，建立市场的做空机制，以满足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保值和避险要求。

　　不过，也要看到，目前资本市场缺乏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做空机制，使得以开放式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客观上起到了“市场上涨时助涨，市场下跌时助跌”的作用，其结果与我们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改善投资者结构的初衷大相径庭。近两年来，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发展，使得推出股指期货的紧迫性愈显突出。

　　资本市场运行的监管者。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离不开到位、高效的监管，政府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要求，着力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做到事前防范，事后及时依法、依规查处市场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违法、违规成本，维护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营造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保障资本市场高效、有序地运行，进而把保护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当作“重中之重”真正落在实处。

　　当前应当强化对市场主体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完整、真实、准确的监管；强化中小投资者等弱势群体在市场中的公平地位（如在认购新股上应当与机构投资者拥有平等权利）；强化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约束（如在增发新股时限售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侵害）。
“特殊”投资者的自我规范

　　从整体上看，国家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之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所不能及的。可以说，政府是我国股票市场中最大的投资者。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表明，截至今年3月末，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全部A股股本有14361亿股，其中流通股3583亿股，占总股份的24.95%，限售流通股10778亿股，占总股本的75.05%。限售流通股中国家拥有9262.4亿股，占全部A股总股本的64.5%。

　　作为投资者的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有维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国有资产安全的任务，所以它要关注和力求国家拥有的股份获得较高的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又是“特殊”的投资者，也应该致力于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因为国家拥有的股份一旦拥有流通权，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就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紧密相关了，若股价下跌，国家拥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就会缩水，客观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若资本市场不稳定，会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也不符合国家的全局利益。

　　所以，作为资本市场中“特殊”的投资者，政府在关心所拥有股份的收益的同时，要努力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由于国家拥有的股份的实际持有人相对分散，他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可能会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微观利益，很难顾及到国有资产整体的布局和利益，从宏观上讲，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需要有“整盘棋”的思路。

　　当前，从政府自身利益出发，需要规范国家拥有股份持有人的行为，尤其是要规范国有股份持有人对持有股份的抛售行为，防止出现国有股东集中、大规模抛售股份，避免影响资本市场稳定情况的发生。

市场异常时坚定的干预者

　　政府对市场的必要干预，既能从理论上找到诠释，也能从各国实践上得以实证。在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方面，应该旗帜鲜明，不必遮遮掩掩。但是，应该指出，任何干预手段都会给市场带来负面效应，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应该远离资本市场，做旁观者，让市场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面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政府从视而不见任其波动，到主动干预，进行反周期操作。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无一不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尽力降低周期性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近期，为了应对次级债危机，美国政府以及相关国家就采取了大力度的干预措施。

　　当前在我国对于政府是否救市存在激烈的争论，其实争论的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而是政府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思路干预市场。总体上讲，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就应当适度干预市场，以恢复市场效率。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出现以下情况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当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当市场不稳定，以至于危及到金融体系的安全时；市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进入萧条。

　　从建立应急机制的角度而言，应当建立和完善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机制，研究干预手段的科学化、系统化、制度化，如果出现市场失灵情况时，需要把握干预时机选择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控制好干预力度，尽力避免出现干预过度或不足的情况。这个方面，证券保护基金和证券市场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应当指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发展时期，与成熟市场相比，市场的不稳定性更强烈。正常情况下，有投资就有风险，投资者要想获得高的预期收益，就要承担高的市场风险。但是，市场制度存在缺陷、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监管不到位、监管效率低下、国有股东行为不规范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则不应当完全由投资者来承担。

　　政府需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和消除上述因素对市场稳定运行的威胁，主要是降低股市的波动幅度。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政府也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为，政府理应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检验。

　　如《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发布是为了提高规范性；调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摩擦，提高市场效率；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约束机制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市场的公平性；推出股指期货、券商融资融券是为了完善市场机制，等等。

　　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对股市的涨跌过多干预，而是让市场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政府更多的是要致力于为资本市场提供良好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如果政府能够做好以上各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就基本能够步入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而不必陷入救市与否的争论里。（李永森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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